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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63永利皇宫-大和、天皇、明治……统统都是中国的年号

463永利皇宫-大和、天皇、明治……统统都是中国的年号

463永利皇宫,上过《一站到底》和《奇葩说》的国家博物馆八零后讲解员河森堡,曾经讲述过一件他亲身经历的事。他在书店里读欧洲史,里面提到了公元457年,他就在书架前自言自语:“公元457年在中国该是什么时代呀……”

旁边一个眼镜大叔主动接了话,“宋朝。”

河森堡心里一声冷笑:公元960年赵匡胤陈桥兵变才有了宋朝,这都差了几个世界了好不好。可他还没作出反应,大叔跟着又推了一下眼镜,“应该是大明”。

河森堡的鄙夷就要藏不住了:公元1368年朱元璋称帝才有了明朝,差了快一千年了。罢罢罢,跟这种不懂装懂的人有什么好说的?他回了一个标准的白眼之后离开。

回家一查公元457年,才发现被吊打后连还手的机会都没有。

宋朝是南北朝的刘宋,不是后来契丹人乔峰心向往之的赵宋;大明不是明教张无忌培养出来的国号,而是皇帝的年号,一如近来人人皆知的日本从“昭和”到“平成”再到最新的“令和”。只是日本的年号制度,百分之百是照搬中国的。

年号这个东西,从夏商周到西汉初年都是没有的。秦始皇兵马俑都打包完毕封存下地了,年号还要等个一百多年才诞生。

年号诞生之前要纪年,除了甲子乙丑的干支纪年法之外,基本采用谥号纪年法和名号纪年法,就是用天子国君死后的谥号和生前的名号,再加上数字来纪年。在诸侯国林立的春秋时期,一年可以有十几到几十个纪年名称。

比如孔子逝世的公元前479年,就是他所在鲁国的哀公十六年 、齐国的平公二年 、晋国的定公三十三年、秦国的悼公十二年、宋国的景公三十八年……一直到吴王夫差的十七年和越王勾践的十八年。当然为了统一起见,一律以当时的周天子为准,就是周敬王四十一年。如果当时高考要考中国历史哪年是哪年,各国考生一定会想跳楼。

终于秦始皇统一六国,结束了复杂的纪年换算方式。从秦始皇嬴政到汉高祖刘邦,都是“始皇五年”“高祖三年”这样的纪年法,一如今天的《五年高考三年模拟》。刘邦的儿子汉文帝刘恒、孙子汉景帝刘启,都是如此。即便刘启的儿子汉武帝刘彻刚刚接班的时候,也是如此。

但情况总有一天会起变化,变化来自一只国家级保护动物。汉武帝当了十九年皇帝之后的公元前122年,他出门打猎打到一只独角兽白麟,群臣大声恭喜皇上吉祥,说这是难得一见的神物啊,完全值得纪念。

于是汉武帝就在中国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立了年号,名为“元狩”,所以公元前122年就是元狩元年。不仅如此,好大喜功的汉武帝当然还要弥补掉失去的时间,所以他把元狩之前的登基岁月也追认了三个年号:建元、元光和元朔——平均分配,每个负责六年。

一转眼打猎已经过去六年,忽然山西又出土一只三足宝鼎,群臣当然又二二三四再来一次,大声恭喜皇上吉祥,说这是难得一见的神物啊,完全值得纪念——于是就又改了年号,称为元鼎。

估计那时颜值的概念还没有深入人心,否则说不定汉武帝福至心灵,觉得自己既然长得这样帅,那叫元帅元年也挺好呀!

汉武帝开了头,之后的皇帝当然有样学样,自己登基要改年号,自己当皇帝心血来潮也要改年号。

跟日本的“令和”来自诗集不同,中国古代的年号许多都是高大上得超出天际的。不仅有文化是当然的标配,格局大才是需要划的重点。

比如刘宋的“大明”,即出自《周易·乾卦》的“大明终始,六位时成”;在他之前的晋武帝司马炎,年号“咸宁”也是来自同一段文献,“首出庶物,万国咸宁”;铺张扬厉跟汉武帝有一拼的隋炀帝杨广,年号“大业”来自《周易·繫辞上》的“盛德大业至矣哉”;而乔峰的好兄弟段誉段公子、大理皇帝段和誉,年号“日新”来自《大学》里的“苟日新,日日新,又日新”——他要是胆敢把年号定为“语嫣”,天龙寺里不问世事的和尚都会冲出来跟他拼命。

因为每个皇帝都想蒸蒸日上、江山永固美如画,所以取年号时往往意在记祥瑞、志喜庆、祈昌盛。像太平、中兴这样的年号,两千年来用过的政权动辄十个八个。论文都可以抄,年号重复又有什么关系?

到了证券基金诞生的1997年,一堆投资机构纷纷把年号拿过来直接用,比如一堆上市基金开元、天元、景福、兴安、泰和、兴和、汉兴……就全都是古代帝王的年号,反正定年号为开元的李隆基也不会穿越来算账。而香港人邹文怀跟老板邵逸夫决裂,要成立自己的电影公司时,他选的名称也是“嘉禾”,三国时东吴孙权称帝的年号。

年号最终是最大的头头说了算,所以有些没读过书的割据政权显得就比较没见过世面,比如隋末的窦建德、南宋时的杨幺,直接就用当年的干支把年号定为“丁丑”、“庚戍”。倒是不费脑筋,可也没有什么技术含量。更有浑人比如明万历四十七年称王的固原人李文,直接把年号定为“真混”。

而走向另一个极端的,是唐朝时的李治武媚娘两口子:不但喜欢起年号,而且尤其热衷与时俱进。唐高宗在位35年,换了14个年号;而武则天在位21年,虽然时间短但足足换了18个年号。这位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,也创下了历代以来年号更换频率的最高纪录,也许女人天生就更喜欢玩花样?

尤其是武则天正式即位之后,“天授”“如意”“长寿”这样的普通年号都不能让她满意,她心存高远的志向一定要得到充分体现。于是一连来了三个四字年号,“天册万岁”“万岁登封”“万岁通天”。后来徐克的电影《狄仁杰之通天帝国》,通天就是从年号里来的。

任性是帝王的特权,取年号是霸气的标志。明成祖朱棣夺位成功之后,群臣给他上的建议年号是“永清”,朱棣不满意,说冷冷清清的哪有“永乐”好啊!而且我将来要修书,《永乐大典》也比《永清大典》酷炫多了不是吗?有没有谁不同意的?

下面一堆噤若寒蝉的读书人山呼万岁英明,没有一个人敢告诉他:“永乐”是三百年前北宋强盗方腊曾用过的年号,虽然跟你的所作所为也挺配……

古时许多年号,跟现代汉语里的意义是完全不同的。例如“大象”不是动物,而是北周静帝宇文阐的年号,源自古语“大象无形”;“保安”不是职业,而是大理和日本都用过的年号,意在“保国安民”;“普通”不是平凡,而是嗜好佛教的梁武帝萧衍年号,因为普通本来是伽蓝(寺院)的六种名称之一;“神功”不是葵花宝典,而是喜新厌旧武则天只使用了三个月的年号……

然而像武则天这样以改年号为乐的行为,到了明清基本绝迹了。当时已经形成了一个共识:年号越混乱,朝局越混乱。嘉靖年间成书的《丹铅总录》里有一句话:“乱主年年改号,穷士日日更名。”要想长治久安,就不要总是变来变去。

所以从明朝开始,一个皇帝终生一个年号基本上已成惯例,只有两次即位的明英宗朱祁镇例外,第一次“正统”第二次“天顺”。清朝也依照了明朝的惯例,所以明清之前的皇帝,一般用谥号庙号来称呼,比如汉武帝、唐太祖、宋徽宗;而明清之后的皇帝,就用年号代替了,例如嘉靖万历崇祯、康熙雍正乾隆。

日本的一个天皇本来有许多年号,而在明治维新之后,就向中国看齐,立法规定一个皇帝有且只能有一个年号了。

中国的年号比日本久远得多,但结束得比日本的早。1912年末代皇帝溥仪退位民国成立,从此以民国来纪年,年号被扫进了历史的故纸堆。1916年袁世凯要复辟称帝,把年号恢复成了洪宪,但洪宪元年最终只持续了短短数十天。

而许多貌似是日本代表物的词汇,其实都是中国曾经已有的年号。“大和”是唐文宗李昂的年号,白居易李商隐都度过了完整的大和年间;“天皇”是唐末割据政权朱泚的年号,距今也有一千二百年的历史了;“明治”是大理皇帝段素英的年号,比明治天皇要早八百多年……

年号这东西,在中国自己的历史上已经渐行渐远。它们现在只存在于一堆少有人问津的典籍和火爆荧屏的电视剧里,《贞观政要》、《宣和画谱》、《康熙大帝》、《戏说乾隆》……只是我们弃如敝屣的东西,也有人还在用,而且似乎也没耽误现代化进程。假如将来有一天日本要去把年号申遗,虽然我们能理直气壮言之有据地说“年号本来是中国的”,但可能确实也不会再剩下多少底气。

主要参考:

李崇智《中国历代年号考》

周到《让纪元再现中国元素——关于恢复年号的倡议》

陈灵海《唐代改元小考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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